红色记忆七：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一张元昌

 

元昌爷爷是我家的上邻居，按街坊辈分我父亲叫他大叔，自然他就是我的爷爷了。我们两家关系非常亲切和睦，不管谁家有事都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小日子过得都还顺当。我父亲王德泽在兄弟仨中最小，是爷爷奶奶的老生儿子，从小聪颖可爱，深受大人的喜欢。元昌爷爷对我父亲更是疼爱有加，赶集上店总是领着，仿佛是自己的亲儿子一般。我父亲七岁那年跟本村秘密共产党员、老师李学良（又名李善庭，解放后任天津警备区后勤部政委）上学读书识字，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可以说李学良老师是我父亲参加单命的启蒙人。

 

 

1937年底，日寇铁蹄踏上长清大地，到处烧杀抢掠，整个长清笼罩在血腥恐怖中。这种情况下，上学上不成了，就在家边帮大人干点农活边找李老师辅导。就在这时，我们共产党人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和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建立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元昌爷爷自小上私塾，有一定文化基础，同时跟人习武弄棒，练得一身好武艺。他在村里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深得村民的信赖。因此，中黄崖村在选举农救会时，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上了农救会副会长兼村自卫队长，同时他提议让我父亲当上了村儿童团长，这是他带领我父亲参加革命的的开端。在这期间，元昌爷爷在家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发动群众挖地道、摧军粮，协助我抗日游击队开展工作，推动三黄崖村实行联防，为建立大峰山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与北黄崖钟农、南黄崖王子亭并称为“黄崖三杰”。1938年11月，他协助长清县委在我家南院顺利召开了长清县独立营建营大会，促进了我党又一支抗日武装诞生。同时，他认真指导作为村儿童团长的我父亲，积极站岗放哨，传信送信。他与李学良老师商量，让我父亲与堂哥王德东送信件给房头村王善臣（后任七区区长），虽然途中遭遇劫匪骚扰，但他俩机智脱身，将信件安全送达，被李学良老师称赞为“抗日小英雄”。

 

 

     1939年10月，元昌爷爷由于过人的表现和突出的贡献，被任命为长清县八区抗日民主政府副区长，1941年9月任区长。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当时八区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宣讲党的政策，争取和利用伪政权进行合法斗争，以打击最坏的恶霸汉奸，尽最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支援抗日根据地建设。元昌爷爷作为区长，总是身体力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去做伪乡、镇、村长思想工作，讲形势，指出路，要他们做不忘祖宗、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不为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同时千方百计保护这些为我党做事的伪政府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少伪乡、镇、村长开始为我党工作。对于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走狗和罪大恶极的地主反动派则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原肥城九区区长，罪恶多端，民愤极大，元昌爷爷根据上级指示和掌握的情报，在此人赴肥城途中必经之路的孝里铺以南将其击毙。石岗村鬼子据点有个汉奸，群众恨之入骨，元昌爷爷经过细心调查，摸清了这个汉奸活动规律，选择时机，派人将其击毙在村办公处所的大门口，并张贴布告，代表人民给予宣判，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对争取更多的伪政权人员为我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为了瓦解伪军，元昌爷爷对本区内敌人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小队长都采取了直接写信的方法，要求他们少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不要自己走上绝路等，这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4年的一天夜里，我县大队顺利地拔掉了广里、东障、孝里的三个据点，都是利用了伪军内线，里应外合拔掉的。

 

元昌爷爷的组织观念很强，凡属上级布置交待的工作，总是想方设法积极完成；凡属重大问题，从不自作主张，总是经过集体讨论，集体作出决定。他对党赤胆忠心，无限热爱。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张元昌。”他团结同志，平等待人，从没有官架子，总是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吃同样饭，穿同样粗布衣，毫无特殊。他工作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熟悉他的同志，还知道他是位性格豪放、非常乐观的人。每当忙完工作之后，或者在野外山洞住宿、次日进村之前，他总是要唱几首抗日歌曲，更多的时候唱几段河北梆子，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元昌爷爷在山区根据地的老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3年，是大旱之年，山区遭灾荒。元昌爷爷率领工作人员在黄河沿岸有收成的村庄，设法征粮募捐，并亲自带领区队将粮食、玉米棒、地瓜秧等，在夜间通过封锁线，押运送往山区重灾村庄进行救济工作，尽一切可能争取少饿死人。他告诫大家：“我们政府工作人员要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办事，与群众同甘共苦，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否则，我们就站不住脚，更不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这铿锵的话语，反映了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写照。

 

 

 

    元昌爷爷在外工作的同时，也时时挂着在家的我父亲。1944年刚过春节，他来我家找到我爷爷说，咱三儿已十五岁了，叫他出去磨炼一下吧。我爷爷说行啊，你就操心呗。元昌爷爷说，最近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扩大兵员，我看就叫三儿当兵去，一可遂了他抗日救囯的愿，二可在部队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就这样，元昌爷爷的安排人领着我父亲和村里其他八名青年，星夜穿过黄河，到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后勤部报到，当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当兵初期进行了严格军事训练，尔后分配到一分区后勤部被服科当通讯员，半年后跟科长到被服厂督查工作，边做本职工作边学习缝纫技术，到年底就分配在被服厂当缝纫工，接着提拔为缝纫班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1945年初，我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当好战士、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愿望，也是给元昌爷爷的盼望的最好回答。日寇投降后，我父亲于1946年初经组织批准探亲，回到阔别两年的家乡。到家把背包一放，就赶紧看望他的元昌大叔。元昌爷爷刚检查完工作回家，在大门口碰到我父亲，爷俩两年未见，高兴地互相拥抱起来。看着一身崭新土黄军装的我父亲，元昌爷爷调侃解嘲地说，三儿，你看我革命这些年也没混上一套新军装，正规部队就是好啊！随即走进北屋后，元昌爷爷又关心地问了部队上的情况，得知我父亲已成为党员后，他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好！叮嘱我父亲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工作，只要工作好就有出息！爷俩啦了很长时间，眼看到饭点，元昌奶奶也热情地叫我父亲吃饭再走。因刚回来，家里已做好饭等候，我父亲就告辞回家了。没想到我父亲前脚刚进家门，元昌爷爷后边就提着一罐酒到了，边进家门边嚷嚷喊我爷爷说，二哥，三儿回来了，咱可得好好喝一盅啊！那欢乐气氛可想而知。这之后，元昌爷爷出去检查工作一段时间，我父亲探亲假几天时间已到，就回了部队。沒想到这次与元昌爷爷的见面竟然是人生最后一面。

 

    日寇投降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修复治理1938年被蒋介石炸掉的花园口大坝及黄河沿线堤坝。元昌爷爷调到长清县治理黄河委员会任主任兼县黄河修防段段长。他根据党关于抢修堤防，保卫华北的指示精神，带领同事们日夜奔忙，发动群众整修堤坝，疏通河道。

 

1946年6月14日这天，一直为治理黄河险情操劳的黄河修防段的工作人员，在小燕庄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惨绝人寰的屠杀。6月13日，长清县国民党特务陈兆祥等10余名匪徒窜至东障金村隐藏，晚上又在民兵的追赶下隐藏在了小燕庄。而黄河修防段的元昌爷爷与工作人员杜鹤泉、张兴、董林风、王怀庆等准备去小燕庄开会，不小心走漏了风声。陈兆祥带领特务封锁了小燕庄，设下埋伏，对毫无防备的工作人员袭击，尔后匪徒用镢锨、菜刀、镰刀、红樱枪等残忍地将工作人员斩首、吊死。元昌爷爷最后一个赶到，革命的警觉性提醒他里面有危险准备夺门而出时，被埋伏的特务击中一枪，他由于武功较好，身手敏捷，带着枪伤飞奔而出，特务在后追杀，不断开枪，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六枪，牺牲在一处河沟。特务将他遗体抬回，又在头部楔入三把镰刀头，惨不忍睹。《冀鲁豫日报》于6月20日公布了这一事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父亲回忆说：我是6月21日在被服厂厂部看报纸时，见到了这条迟来的消息。尤如睛空一声炸雷，真真地把我震懵了，眼泪忍不住流淌着，我为失去我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革命前辈而震惊，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而惋惜，我要为我的好大叔、好长辈，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这时，我们的厂长闻讯走过来，听了我的讲述和看了报纸，也深深地震惊了。厂长命令通讯员通知全体人员集合整队，讲了小燕庄惨案的消息报道，向我的大叔和其他5位死难烈士默哀、三鞠躬，接着厂长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部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功。一时间，为烈士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粉碎敌人进攻的口号声响彻被服厂上空。

 

1950年，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担任黄崖乡乡长、胡林坡乡乡长、公社民政助理员直至离休。他在不同环境、不同岗位都始终以先烈张元昌大叔为榜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做出了突出成绩，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他在任公社民政助理员期间，整理了大峰山革命根据地和魏金三、张元昌、孙枫林等众多革命先烈的事迹材料，在大峰山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祭奠烈士仪式上，向青少年学子讲解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激励他们牢记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确保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囯、人民的江山永葆青春不变色！

 

 

 

王文祯：济南市长清区政法委退休干部